温热药物在肺系疾病中的应用
来源：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发布时间：2021-09-28浏览：
温热药物是指药性温、热，味辛，以祛风、散寒、温里、助阳、除湿为主要功效，主治风寒表证、脏腑虚寒证、寒湿阻滞机体表面、经络或脏腑的阴证或寒证的药物，主要包括临床常用的辛温解表药、温里散寒药、苦温燥湿药、理气化痰药、益气补阳药，如麻黄、桂枝、生姜、荆芥、防风、细辛、羌活、独活；乌头、附子、干姜、肉桂、吴茱萸、花椒；半夏、白芥子、白前、厚朴、天南星、苍术；陈皮、木香、乌药、香附；人参、党参、黄芪、炒白术、巴戟天、淫羊藿、补骨脂、杜仲、胡桃仁、紫河车等。
在临床实践中善于经方、时方加减应用，强调经方辨证识病贵在准确，“有是证，用是药”；师古而不泥古，强调经方的活用，重在法活机圆，使原方适用范围扩大。同时又非常重视中药药理学对中药的认识，在某些临床病症中可根据药理学加入单味中药特效药增加疗效，如治疗肾源性水肿常用大剂量黄芪、热毒内蕴的消渴常用大剂量黄连、下焦湿热的热痹常用大剂量玄参等。笔者认为“阳化气，阴成形”，阳气有推动、温煦、固摄、气化的作用，阳气是生理情况下的全身动力、病理情况下的抗病主力。《素问·生气通天论》有“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的论述，因此，以阳气为先，重视阳气对人体的重要性。治疗上推崇扶阳，重视阳气，在阴阳的先后关系上，认为“阴以阳为主”，“万病皆损于阳气”。培育阳气，发挥阳气温煦、推动、防御作用，既病防变；既病则以扶阳，促进机体早日康复。笔者认为，阳气是人体物质代谢和生理功能的原动力，是人体生殖、生长、发育、衰老和死亡的决定因素，人的正常生存需要阳气支持，所谓“得阳者生，失阳者亡”。就运动的方向和性质来说，是行于外表的、向上的、亢盛的、增强的，正如同温热药物多向外、向上发散一样，即温热药物有阳气之“象”。不论在治疗肺系外感性疾病还是内伤性疾病，扶阳思想贯穿于治疗疾病的全过程，善用温热药，甚至指出临床只要没有明显的热证表现，即可用温热药，但也不排斥寒凉药，遣方用药别具一格，自成体系，审证求因，重视配伍，形成了独特的使用温热药治疗肺系疾病的学术思想。
一、肺失宣降，多因阴寒
肺位于胸腔，左右各一，在人体脏腑位置最高处，故称为华盖。如《灵枢·九针论》说：“肺者，五脏六腑之盖也。”肺的生理功能是：主气，司呼吸；通调水道；宣散卫气；朝百脉，主治节。肺在体合皮，其华在毛，开窍于鼻，在阴阳中属阳中之阴，在人体气和津液的代谢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脏器。
肺气的运动主要表现为宣发、肃降两种形式。所谓宣发即肺气向上向外的运动，也就是升、散。所谓肃降，是肺气向下向内的运动。肺的这两种运动形式是十分重要的，肺的任何生理功能都是通过这两种形式完成的。肺主气，《素问·五脏生成篇》说：“诸气者，皆属于肺。”肺司呼吸，清气由肺吸入，是人体气的主要来源之一，肺司呼吸的功能正常与否，直接影响着气的生成；其次肺主气还体现于对全身气机的调节作用。肺的宣降和呼吸，即是气的升降出入在肺中的具体体现。由于气的升降出入，带动着全身的升降出入，所以肺对全身气机有重要调节作用。《素问·经脉别论》说：“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可见，人体内的水液虽然由脾胃运化而来，但水液的输布、运行和排泄，又依赖于肺的疏通和调节，以维持动态的平衡。通过肺的宣发，水液向上、向外输布，布散全身，外达皮毛，代谢后以汗的形式由汗孔排泄；通过肺的肃降，水液向下、向内输送，而成为尿液生成之源，经肾蒸腾气化，将代谢后的水液化为尿贮存于膀胱，而后排出体外。由此可见，肺气的宣发和肃降，不仅能使水液运行的道路通畅，而且在维持机体水液代谢平衡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故肺有“肺主行水”“肺为水之上源”之说。《灵枢·决气》之“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冲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即指肺宣发肺气之功能，肺通过宣发运动，将卫气宣散至全身，发挥其护卫肌表，温养脏腑、肌肉、皮毛，调节控制腠理开合的作用。《素问·灵兰秘典论》：“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指肺通过治理调节气血津液而起到治理调节全身的作用，其中以治疗调节气机为其关键。因为肺主气司呼吸，不但与气的生成有关，而且随着肺气的宣降和呼吸运动，治理和调节着全身的气机，即是调节气的升降出入运动。由于气是推动血和津液运动的动力，所以调节气机也就是调节了血和津液的运动。肺朝百脉，全身的血液不断地汇聚于肺，然后又输送到全身，从而辅助心推动和调节着血的运行。肺主通调水道，故亦治理调节津液的输布、运行和排泄。这些调节其实都是通过对气机的调节来实现的，所以说肺主治节是肺主气的结果。
肺的生理功能正常，肺主气司呼吸、通条水道、宣散卫气、肺朝百脉、主治节功能均正常，若肺受外邪或内伤影响，肺失宣降，水液不能外达皮毛或腠理闭塞可出现无汗，甚或皮肤水肿等症状。失于肃降，则水液不能下输膀胱，就会出现小便不利、水肿等症状。肺失宣肃，肺和呼吸道不能保持洁净、通畅，水道不通，则水液上下、内外的输布、运行和排泄受阻，维持体内水液代谢的平衡失司，不仅会出现水肿，也会水液不行，聚而成痰，或停留于肺，或留注于身体其他部位，出现多种痰饮之症。所以说，肺亦可生痰。肺气不宣，则卫气不能达于全身，而出现畏寒无汗，如肺气虚弱，无力宣发，可造成在表之卫气不足，临床上则表现为怕冷、出汗。总之，肺主气司呼吸功能失司，其主治节、通调水道、宣散卫气、助心行血功能失常，表现为呼吸无力、气短声低、自汗、畏寒、津停为痰饮或为水肿、小便不利等症状，病理状态多因肺主气功能失常所致，因肺主气，气属阳，故肺脏功能失司，多因肺阳气不足，温煦无力，无力推动气血正常运行，故阳气温煦、推动、气化、防御功能下降，表现为表卫不固易感冒、自汗多、痰饮停聚、血停发为瘀血，日久不愈，痰饮、瘀血等病理产物进一步影响气血的运化。
在现代临床中，肺系疾病多见，中医治病首遵辨证，辨证而思治，辨证而论治。辨证当首辨病因，其次辨病性，而后辨病位，肺系疾病无论鼻炎、咳嗽还是哮病及喘证，阴寒之邪始终是重要的病因，究其本源，终不离痰湿二字，湿聚则成痰，其中关键点是阴邪，寒湿均为阴邪，易损伤阳气，阻遏气机；湿邪性重浊，多由于内生，机体阳气与之抗争，往往掣肘于此。湿邪之生，常因本身阳气虚弱，尤其是肺、脾、肾三脏阳气不足，不能正常运化、气化、宣散水湿，水谷津液内停发为痰饮，清稀者为饮，黏稠状为痰，痰饮成形为有形病理产物，进一步影响气血的正常运行，日久不愈，血液不能正常运行，发为瘀血，痰瘀互结，留滞于脏腑经络，阻遏气机，使脏腑气机升降失常，经络阻滞不畅。痰饮随气而上，阻滞胸膈，气机不畅则胸膈满闷，经外寒引动则发为哮喘，喘病日久，久病必瘀，痰瘀交着，甚者即为肺胀。清代叶桂《温热论•外感温热篇》说：“湿胜则阳微。”
湿邪易阻气机，气不行则湿不化，其胶着难解，故起病隐缓、病程较长、反复发作或缠绵难愈。在肺系疾病中，主要在于病程的缠绵性，哮病、喘证皆因其湿而不易速愈，鼻炎、咳嗽皆因其湿而反复发作，所以吴瑭《温病条辨•上焦篇》谓：“其性氤氲黏腻，非若寒邪之一汗即解，温热之一凉即退，故难速已。”因湿性黏滞，寒湿二邪常狼狈为奸，寒为阴邪，易伤阳气，寒为阴气盛的表现，故称为阴邪。寒邪伤人后，机体的阳气奋起抵抗。阳气本可制阴驱寒，但若寒邪亢盛，则阳气不仅不足以驱除寒邪，反为寒邪所侵害，即所谓“阴盛则阳病”。所以，感受寒邪，最易损伤人体阳气。若寒遏阳气，温煦蒸化失司，则津液凝结亦可化为痰饮。阳气受损，失其正常的温煦气化作用，则出现阳气衰退的寒证。如外寒侵袭肌表，卫阳被遏，可见恶寒、发热、无汗、鼻塞、流清涕等症；人体气血津液之所以畅行不息，全赖一身阳气的温煦和推动。一旦阴寒之邪侵犯，阳气受损，失其温煦，易使经脉气血运行不畅，甚或凝结阻滞不通，不通则痛，故疼痛是寒邪致病的重要临床表现。因寒而痛，一则有明显的受寒原因；二是其痛得温则减，遇寒增剧。由于寒邪侵犯部位不同，因而可出现多种疼痛症状。如寒客肌表经络，气血凝滞不通，则头身肢体关节疼痛，正如《素问•痹论》说：“痛者，寒气多也，有寒故痛也。”因此又有“寒性凝滞而主痛”之说。寒邪侵袭人体，可使气机收敛，腠理、经络、筋脉收缩而挛急。如寒邪伤及肌表，毛窍腠理闭塞，卫阳被郁不得宣泄，可见恶寒、发热、无汗等；寒客血脉，则气血凝滞，血脉挛缩，可见头身疼痛，脉紧，正如《素问•举痛论》云：“寒则气收”。
医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云：“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神农本草经》云：“疗寒以热药。”不论是有解表散寒功效的麻黄汤、桂枝汤，还是具有助阳解表功效的麻黄附子细辛汤，抑或是用于虽无表证但内有寒饮，方能温肺化饮的苓甘五味姜辛汤，均是以温热之功相长的药物作为君药，同时也说明。自古以来，温热药在肺系疾病治疗中的应用都是非常广泛的。
在参阅历代先贤诸医家有关肺系疾病诊疗治则的基础上，结合自己临床30余年的临床经验，认为肺系疾病的中医辨证论治应分寒热两端，然寒热比例并不均等。虽有肺阴之不足表现为肺热诸症存在，但其性属寒者要远多于属热者，肺寒发病者多，肺热发病者少，即“肺喜温而恶寒”，关于温热药物在肺系疾病应用的学术思想总结如下。？
二、阴常有余，阳常不足
疾病的发生归结到一点，那就是人体阴阳失调。朱丹溪认为，金元时期患者“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主张补阴。今人则偏寒偏阴体质增多，“阴常有余，阳常不足”。首先提出“阴常有余，阳常不足”观点的医家是张景岳，其强调阳气在人体的重要性。后现代名医祝味菊在《伤寒质难》再次详细论述，如“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阴阳有余不足自古就有争论，笔者以为，不管其结论如何，均与该医学家之所处时代，地域环境，当时居民体质，饮食起居，生活习惯，疾病谱构成和流行状况，以及个人学识、行医经历和感悟等密切相关。复习阴阳学说，不由发觉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医学向来重视阳气，故祝味菊先生感言：“重阳之说，由来久矣。”早在《易经》就明确指出：“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至哉坤元，万物滋生，乃顺承天。”乾者，阳也。万物之始赖此，统领天道者也；坤者，阴也。万物之生赖此，顺从天道也。很显然，这充分体现了“阳”为主导，“阴”为从属的重视阳气思想。《内经》中突出阳气在人体的重要性，强调“阳主阴从”思想，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阳生阴长，阳杀阴藏。”《素问·生气通天论》云：“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是故阳因而上，卫外者也。”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医圣张仲景堪称重阳典范，其不朽名著《伤寒杂病论》之所以冠以“伤寒”，意在示人阳气至重而易伤，应时时顾护阳气，因而书中姜、桂、附的使用频率极高。后世崇尚重阳思想医家辈出，并均有发挥。例如：宋代医学家窦材就非常强调人身阳气的重要性，指出：“……为医者，要知保扶阳气为本。人至晚年，阳气衰，故手足不暖，下元虚惫，动作艰难。盖人有一息气在则不死，气者阳所生也，故阳气尽必死。人于无病时，常灸关元、气海、命门、中脘，更服保元丹，保命延寿丹，虽未得长生，亦可保百余年寿矣”。明代医学家张景岳反对“阳常有余”写出《大宝论》等以阐明阳非有余，认为“人是小乾坤，得阳则生，失阳则死。”“凡万物之生由乎阳，万物之死亦由乎阳。非阳能死物也，阳来则生，阳去则死矣。试以太阳证之，可得其象。”“……可见，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孰谓阳常有余，而欲以苦寒之物，伐此阳气，欲得生者，可如是乎？”“尝见多寿之人，无不慎节生冷，所以得全阳气。”故凡欲保重生命者，尤当爱惜阳气，此即“以生以化之元神，不可忽也”（《类经附翼》）；李念莪云：“天之运行，惟日为本，天无此日，则昼夜不分，四时失序，晦冥幽暗，万物不彰矣。在于人者，亦唯此阳气为要，苟无阳气，孰分清浊，孰布三焦，孰为呼吸，孰为运行？血由何生？食由何化？与天之无日等矣，欲保天年，其可得乎？”（《内经知要》）；周之干称：“人身以阳气为主，用药以扶阳为先。如上焦闭塞，阳气不能下降，须开豁之；中焦阳气不能上升，须温补之；下焦阳气不能收藏，须求肾纳气”。清代医学家黄元御倡导“阳主阴从”，说：“阳如珠玉，阴如蚌璞，含珠如蚌，完玉似璞，而昧者不知，弃珠玉而珍蚌璞，是之谓倒置之民矣”。近代著名医学家“火神派”开山宗师郑钦安极其推崇阳气，“以扶阳为纲”，善以扶阳方法治病，擅长运用大剂姜、桂、附等辛热药物，屡起沉疴，起死回生，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提出“子不知人之所以立命者在活一口气乎，气者阳也，阳行一寸，阴即行一寸，阳停一刻，阴即停一刻，可知阳者阴之主也，阳气流通，阴气无滞，自然百病不作。阳气不足，稍有阻滞，百病丛生。”（《医理真传》）。现代名医祝味菊先生对张仲景、张景岳等重阳学说推崇备至，同时受“火神派”创始人郑钦安的影响，特别是在卢铸之“扶阳讲坛”启发下于东渡日本研修西医归来之后，将中医与西医汇通，使其重阳学术思想得到进一步升华。在《伤寒质难》中，祝氏以大量篇幅引证《黄帝内经》、张仲景、张景岳等重阳之论，强调阳气在人体生理、病理、治疗及预后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并对阳气的作用有着极为深刻而独到的理解，如在生理上，他认为：“阳为生之本，阳气乃生命活动之动力，人以阳气为生，天以日光为明。宇宙万物，同兹日光；贤愚强弱，同兹气阳。向阳花木，繁荣早春；阴盛阳虚，未秋先衰。”在论述病理上，则称“抗力之消长，阳气实主持之；阳气者，抗力之枢纽也”。在论治疗时，他说：“及其既病，则当首重阳用。阳衰一分，则病进一分；正旺一分，则邪却一分，此必然之理也。得阳者生，失阳者死，……故医家当以保护阳气为本”。在述及疾病预后时他说：“克奏平乱祛邪之功者，阳气之力也。夫邪正消长之机，一以阳气盛衰为转归。正因为如此，故祝味菊在临证时十分重视阳气的作用，明确指出：无论有机之邪、无机之邪，其为病而正属虚者，总不离乎温法，此乃祝氏心传也，在他看来，不足用温，乃是公式，因而言道：“少阴伤寒，咎在不足，处治之法，始终宜温。阴质不足，佐以滋养；缓不济急，辅以注射；不足在表，温以卫之；不足在里，温以壮之；不足在心，温而运之；不足在脾，温而和之；下虚而上盛，温以潜之；少气而有障，温以行之；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温之以味”。温药含有强壮之意，非温不足以振衰惫，非温不足以彰化气。经云：“劳者温之，怯者温之。温之为用大矣”。基于上述认识和体会，于是祝味菊先生提出了：“阳常不足，阴常有余”的著名论断。时至今日，随着时境的变迁，国人体质和疾病谱业已发生很大变化，心脑血管病、肿瘤等慢性病已经成为危害人民健康的主要疾病，而“阴盛阳衰”却是当前多数疾病所呈现的重要病变机制和发展趋势。造成“阳常不足，阴常有余”之格局不外以下九端：①体质因素。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使人体质有所改变，特别是人口老龄化后，阳虚群体明显增多。②寒邪作祟。寒邪为患居多，随着电风扇问世，空调、冰箱的普及，当今因寒邪而病者，较之仲景所处时代“伤寒十居其七”有过之而无不及，空调病即是其例。③嗜食生冷。受习惯因素影响，多数人喜凉恶热，总怕上火，习食凉茶冷饮等生冷寒凉之物，加之大众媒体广告的渲染，更加助长了人们喜凉恶热的心理与习惯，因而嗜食生冷寒凉成习，由此导致损脾伤阳自然屡见不鲜。④工作烦劳。“阳气者，烦劳则张”，时代的发展使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人们所面临的各种压力也日益增大，不少人为了在这激烈的竞争中不落伍、不被社会所淘汰而加倍努力学习工作，然过劳则耗阳伤阳，长时间的身心烦劳必然使体内阳气耗损，如今亚健康人群数量之多无不与此有关。⑤房事太过。受西方性观念及精神污染等的影响，当今不求养慎、恣情纵欲者似乎大有人在矣，阴阳互根，房事过度，久则竭精耗阳。⑥作息无常。现今人们或因工作所需，或因学习、生活等原因，诸如上夜班、加班、读书、上网、看电视、打牌等迟睡熬夜者随处可见，甚至通宵达旦未眠亦不乏其人，由于天人相应，当睡时不睡，违背阴阳运行自然规律，使阳气不能按时敛藏充养，久而久之难免造成阳气虚损。已有研究证明，长期熬夜睡眠不足会影响人体免疫功能。⑦恣用苦寒。河间丹溪以降为主，待至清初温病学兴起之后，日渐出现在病机上重温轻寒，在用药上则喜清畏温，恣用寒凉的倾向。⑧滥用抗生素。抗生素滥用问题，由来已久，而多数抗生素性味苦寒易伤阳气，滥用过用必致阳气虚衰。⑨慢病上升。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发病率显著上升，而这些疾病往往病程冗长，久病必虚，多伤阳气，故阳虚多见。由是观之，损阳伤阳因素甚多，而这些因素又是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客观存在着的，无怪乎如今阳衰阴盛病症已不在少数。以笔者临床所见，阳虚阴盛者十居七八，阴虚火热者仅十之二三，的确是“宜温者多，可清者少”。
三、清虚之脏，易为寒侵
肺者，清虚之脏也，居五脏六腑华盖之位，首当其冲。其性喜清恶浊、喜润恶燥、喜温恶寒，不耐邪气，故又称之为“娇脏”。《素问•宣明五气》指出：“心恶热，肺恶寒，肝恶风，脾恶湿，肾恶燥”，明确了肺之所恶。肺开窍于鼻，在体合皮毛，主卫阳之宣发运行，与外界关系极为密切，易遭受寒邪之侵袭。同时，《素问•咳论》指出：“其寒饮食入胃，从肺脉上至于肺，则肺寒，肺寒则外内合邪，因而客之，则为肺咳”，揭示了肺寒发病、肺恶寒的另外一个方面，即母病及子。脾胃与肺关系密切，寒饮寒食入胃，脾胃阳气受损，酿生寒湿，邪气从肺脉迁延及肺，肺受寒邪则发为咳喘等病。此时若再有皮毛口鼻受寒邪入侵，则内外合邪，两寒相搏，病必难去，因此《圣济总录》言：“肺恶寒，形寒饮冷则伤肺，盖肺之脉循环胃口，苟为寒邪所中，则有咳而鼻塞，唾浊涕，语声嘶破，洒淅恶寒之证”，形寒饮冷，寒发咳喘，可见一斑。同时《素问•脏气法时论》言“病在肺，……禁寒饮食寒衣”，进一步明确了肺受寒之后的饮食调摄，亦即“肺恶寒”之理的体现；另一方面，从肺之生理角度来看，《素问•灵兰秘典论》指出：“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而《中医基础理论》也阐明了肺之生理功能，即“肺主气、司呼吸，主行水、通调水道，朝百脉、主治节”，肺之生理依赖肺之阳气功能的发挥。然古往今来，凡论及人体阳气，多言脾肾之阳而忽视肺阳，殊不知《素问•宝命全形论》言：“人生有形，不离阴阳”，故肺阳作为人体阳气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应当被忽视。肺中阳气正常，宣发肃降有条不紊。水气津液代谢正常，人体处于健康平和之状态。一旦肺受寒侵，或皮毛而犯，或口鼻而入，或寒饮寒食，都会损伤肺之阳气。肺中阳气受损，肺之功能无法得到正常发挥，则宣降失常发为咳喘，水液代谢失常发为痰饮、水肿，寒饮相搏，其祸益深；咳痰冷哮并见，实为难治。明代大医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亦指出：“外感之嗽，无论四时，必皆因于寒邪，盖寒随时气入客肺中，所以致嗽”，进一步说明了肺易受寒侵、肺恶寒之理。
从以上论述可看出：其一，肺开窍于鼻、外合皮毛、主卫阳之宣发，与外界自然环境关系极为密切，天人相应，寒邪易侵；其二，寒饮寒食内犯脾胃，易从肺脉迁延及肺，损伤肺中阳气；其三，肺之生理功能有赖肺之阳气推动，而肺中阳气易受寒邪侵伤，肺阳受伤，诸症蜂起。此三点都表明肺易为寒侵、寒易伤肺，也揭示了肺“恶寒而喜温”这一内在特性。
四、痰饮之窠，得温方和
明代李中梓《证治汇补•痰证》云：“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痰饮与肺关系极为密切，甚至可以说，肺为痰饮之窠穴。在临床上一些顽固咳喘病，饮邪伏留肺中，胶结难去，一有外在寒邪之激荡，便发挥其害，与寒邪互为表里，阻碍肺气、损伤肺阳，发为咳喘、哮病，因此在咳喘等肺病中，特别是旧感重犯，大多数情况下都伴有痰饮的存在；而痰饮与寒邪，实为相辅相成之物，“心下有留饮，其人背寒冷如手大”，“膈上病痰，满喘咳吐，发则寒热”等条文也证明了这一点。若从脾的角度出发，“脾气散精，上归于肺”，当脾功能正常时，水谷精微得以正常输布、流转，水液代谢正常。若脾阳受损，脾代谢津液功能失常，则可酿生痰饮，痰饮上行，凝聚于肺，归于窠穴之中，故治疗肺中痰饮，当从脾肺二脏同时论治，且痰饮为阴邪，当用温化之法，兼以振奋中焦脾阳，恢复运化输布功能，故《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第十二》云：“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指出了痰饮的治疗大法，即肺中痰饮，得温则和，遇寒而剧，寒饮胶结，当遣刚燥。因此仲景在治疗多种痰饮咳喘病中，都突出半夏、姜、细辛三药，温化痰饮，小青龙汤如此，射干麻黄汤、厚朴麻黄汤亦如此。用温药温化之法治疗肺病，一可化痰饮，二可散寒护肺，三可振奋脾阳，从而达到痰饮化、咳喘平的效果。若见痰饮咳逆，重投寒凉之剂，则恐大伤肺脾阳气，阳气衰微，加剧咳喘。
故从以上论述可看出，痰饮与肺病关系极为密切，而痰饮属阴邪，与寒邪又相辅相成；咳喘、痰饮、寒邪，此三者实为肺病之关键点；治疗当遣温热刚燥，温化痰饮，驱散寒邪，振奋肺脾阳气，从而也证明了“肺喜温恶寒”这一点。
五、金温水暖，肺肾同源
《类证治裁》云：“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肺主出气，肾主纳气。”此言明确指出了肺肾之间密切的关系。如病家积年久咳，加之形寒饮冷，肺脾之阳气皆受损，久而久之，便可累及肾阳。肾者主水，主纳气，而肾阳衰惫，一方面会导致水津不化，化为痰饮水邪，水饮泛滥，加剧肺之咳喘；另一方面，肾阳虚衰，纳气不力，可导致肾不纳气之变。此种病人多见阳气不足，水邪泛滥之态，特别是年老体虚之人，其对气候变化异常敏感，一有风寒相激，便寒饮相搏发为咳喘，同时伴有肾不纳气、呼多吸少之征。从经典角度出发，仲景虽未提及肺肾阳气，却明确提到了“肺中冷”的概念，且创甘草干姜汤以温之；而《金匮翼》言：“外入之寒，温必兼散，内生之寒，温必兼补”，创立温补加温散之法，在温阳的前提下选择温散之品以散其邪，亦即温补之意也。同时张景岳还提出，治疗慢性咳喘应当以人身阳气为主，阳气难得而易于散失，既失而难复，此诚拳拳之语，尤当借鉴。对于这种肺肾阳气衰惫、肾虚不纳气的病症，治疗上当先温补肺肾、纳气平喘。这种情况下，病家三焦阴云密布，当益火之源以消阴翳，肺肾乃安，切忌见咳止咳，重投寒凉，虚虚实实，令病邪益深。或有痰饮水邪郁而化热之证，此种多发于痰饮咳喘后期，此时虽可稍稍投予寒凉，但应当时刻注意固护阳气，中病即止，防止疾病进一步传变。
故从以上论述可看出，肺肾关系是极为重要的脏腑关系，形寒饮冷，肺脾阳气受损，迁年累月，久病及肾，肺肾阳气衰微，发为寒饮咳喘、肾不摄纳之证。临床老年体虚之人多见，阳虚水泛，遇寒而发，反反复复。虽有肺肾阴虚之说，然临床多见于温热疾病后期，较肺肾阳虚、水饮泛滥、肾不纳气为少。故此种咳喘从治疗上必须用温补一法，金温水暖，肺肾得安，重投寒凉，贻害无穷，此亦证明了“肺喜温而恶寒”之说。
六、时方温病，遣温良多
中医学中，温病学是一门较为年轻的学科。后代对温病学派的印象在于其用药多偏于阴柔、寒凉，以除热为主。然笔者翻阅《临证指南医案》《温病条辨》等书籍文献发现，无论是叶天士还是吴鞠通，治疗咳喘肺病，所用辛温、温补之药并不逊于寒凉药，且温病学派亦较忌讳苦寒，对寒凉药的应用亦是较为谨慎。《临证指南医案》中载，叶翁治疗外感咳嗽首先从辛温考虑，如“寒伤卫阳、咳痰”，叶翁用桂枝、杏仁、姜枣等物；“劳伤阳气、形寒咳嗽”，叶翁治以桂枝汤加杏仁；对于“寒热咳嗽”，叶翁则直接指出：“当以辛温治之”，用桂枝汤去芍药加杏仁；“脉沉细、形寒咳”，亦用辛温治之。对于风温肺热咳嗽，叶翁虽用凉药，但也是辛甘凉润，绝非大苦大寒之品。如“脉右浮数、风温干肺化燥、喉间痒、咳不爽”，叶翁指出应当用“辛甘凉润”，遣桑叶、沙参、杏仁、甘草、玉竹等药物；对“积劳风温”，用“甘缓柔”治之，所遣药物亦是桑叶、玉竹、沙参等凉润之品；“咳嗽痰黄、咽喉不利”，虽应当清解肺气，但叶翁也只是用了一味鲜枇杷叶，而其余药物亦是沙参、杏仁之属，对于寒凉可谓是慎之又慎。再如滥用补药，反“咳嗽吐痰、形瘦减食”者，叶翁用清营热法，同时特别指出“勿事苦寒”，遣生地、麦冬、百合、玄参等药。而对于形寒饮冷，伤及肺脾阳气的病家，叶翁也是用温补一法。如吴案，患者“劳力神疲、遇风则咳”，此为卫阳受损，叶翁用当归桂枝汤合玉屏风散治之；再如患者“久咳神衰肉消”，此久咳积劳内伤之象，而前医治以苦寒沉降，反而导致患者“气泄汗淋”，叶翁用黄芪建中汤去姜以温补之；“五年咳嗽、遇风冷咳甚”，叶翁也是用黄芪建中汤温补。对于肾阳虚、喘脱、呼多吸少的患者，叶氏用“纳气归肾”法，方用“六味加附子车前补骨脂胡桃沉香”来温补；“久咳......精气内损”，叶氏认为“非泛常治咳消痰所可投”，用熟地、阿胶、胡桃肉补之。由此可见，咳嗽无论是伤风，还是风温肺热，抑或是脾肾阳虚，叶天士对寒凉用药都是非常谨慎，而对辛温温补一法则多多遣用，亦可体现“肺喜温而恶寒”之意。
另一位温病学泰斗吴鞠通，也在《温病条辩》中表达了“肺恶寒”的观点。如吴鞠通论述肺燥咳嗽时指出：“肺恶寒……古人谓燥为小寒也；肺为燥气所搏……故寒饮停而咳也”，明确了燥邪伤肺的寒凉性质。肺者喜润而恶燥，而燥又为小寒，因此亦即肺恶寒之理也。对于燥咳，吴鞠通提出用杏苏散治之，也是辛温之法。
近现代著名医家王正公先生明确提出了“肺喜温恶寒”之说，同时首创“寒为六淫之首”之论。他认为，哮喘病的发病离不开致敏因子，然而在诸多致敏因子中，以寒冷最为甚，故在治疗哮喘时应当首选散寒解表、宣肺达邪，与张子和“凡解表者，皆汗法也”不谋而合。王正公先生极为反对一见到咳嗽便用板蓝根、竹沥、蛇胆、川贝等药，认为这种用药方法非但不能止咳，反而会导致寒凉抑遏邪气，使邪气不能透达，损伤肺阳，造成更大的危害。
因此，从以上论述可看出，温病学家对于肺病咳喘的治疗也是从温肺入手，或辛温，或温补，且都对寒凉持谨慎态度，王正公先生更是提出了“肺喜温恶寒”之说，肺之喜忌，可见一斑。
七、名家经验
李可先生是近现代中医界的奇才，他以善用中医治疗急危重症、起沉疴而得名。李老崇尚仲景学说，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私淑清末伤寒火神派始祖郑钦安、民初古中医学派鼻祖彭承祖，尽得其精髓，并将其学术思想发扬光大。李老临证时谨守病机，以顾护脾肾阳气为先。他对于急危重症的善后治疗，创立了“培元固本散”一方，此方也可用于调理慢性阻塞性肺病稳定期，辨证施用，常可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慢性阻塞性肺病多归于中医学“肺胀”“咳嗽”“喘证”范畴，而《诸病源候论》言：“肺虚为微寒所伤则咳嗽……肺胀则气逆，而肺本虚，气为不足，复为邪所乘，壅否不能宣畅，故可逆短乏气也”，明确了肺胀多为肺虚受寒。若肺胀迁延日久，子盗母气，则肺脾阳气虚衰；久病及肾，则肾阳亦为之衰弱，肾衰而不纳气，则气喘乏力，呼多吸少；肺脾阳虚必生痰饮，久病必血伤入络，痰瘀互结，病情深重。李老所创“培元固本散”含紫河车、鹿茸、红参、五灵脂、三七、琥珀六味基本药物，且含血肉有情之品，可补气温阳、活血化瘀，有补有通，推陈致新，恢复肺脾肾功能。临床可加减用之，如加入蛤蚧、三七、全蝎、蜈蚣、地龙、附片等药物，进一步加强温肾活血、平喘通络之功效。李老通过温补肺脾肾来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方法，合于“肺喜温而恶寒”之意，临床上针对慢性咳喘、肺脾肾阳气虚衰的病人功效卓著。
近现代中医学大家王正公先生以擅长治疗肺病而闻名。王先生家学渊源，临床、治学首重经典的研学，对《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均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临床功底极为深厚。如上文所言，先生明确提出“肺喜温而恶寒”之说，且在临床上治疗肺病多以辛温温补为主，反对冒进寒凉。同时王正公先生提出：“咳不应离外感，痰不离肺脾，喘不离心肾”，即咳嗽多因外感寒邪而激；形寒饮冷伤及肺脾阳气酿生痰饮，加剧咳喘；咳喘日久，累及心肾。王正公先生的这一观点明确描述了咳喘病的发病轨迹与传变规律，更明确了“寒邪”在咳喘病发病中的核心地位。对于咳喘疾病的治疗，王正公先生指出应当“温振脾阳、开肺豁痰”，遣辛温温补一法；当病邪累及心肾时，当扶正固本，复其生机，温补心肾、益气活血、宣肺平喘并举，兼以和胃化痰。先生治肺常用干姜、细辛、薄荷三药，充分体现温肺之意。如治疗哮喘持续状态一案，患者端坐呼吸，痰鸣气促，汗如雨下，神气欲脱，病情极为危重。先生认为，此当温化伏饮，扶助元气，标本同治，用参附龙牡合小青龙汤加减。当晚煎服，患者至天明咳痰涎甚多，咳喘逐渐平复，汗出减少。连续守方三剂后，患者情况大为好转，遂去附子、细辛、麻黄、龙牡，嘱患者携方回乡调治。后期随访，其病逐年减轻，并能从事劳动。再如肺源性心脏病一案，患者因伤风感冒，过早服用寒凉润肺之药，邪气郁遏而不能透达，遂迁延不止。平素咳痰气急，喘促，每至交暑令便咳喘大作。刻诊脉沉弦而数，舌质淡，口唇发绀，胸闷气逆，咳喘汗多，端坐呼吸，痰多白沫而难以咳出，口淡不渴。王先生认为，此属久病肺损，累及心肾，当益气温阳以化寒饮，涤痰敛肺以平喘逆。方用参附汤、桂枝甘草汤、生脉饮，加之化痰之品。药后患者咳吐大量白痰，症状大减，仍守原法，服21剂，病情逐渐趋于稳定。继续加入膏方调理，随访三年，病情缓解。从以上两案可看出，王先生治肺首先从寒、从痰饮考虑，对于久病咳喘，再用扶助心肾阳气之法，合于“肺喜温而恶寒”之意，疗效卓著。
八、个人总结，肺喜温而恶寒
总之，以上论述表明，肺虽居于华盖之位，易为六淫所伤，然总以寒邪为核心。形寒饮冷，肺脾受伤，痰饮内生，咳喘大作，咳喘日久，累及心肾。因此对于咳喘病的治疗当首先从辛温宣肺考虑，久病者加以温补肾阳、心阳，即使感受风温风热或有肺热之象，切勿重用寒凉，防止抑遏邪气，即“肺喜温而恶寒”也。因此笔者认为，临床上咳喘病非常多见，我辈应当精确辨证论治，从寒邪角度切入，从辛温温补入手，不冒进寒凉，不耗损正气，不虚虚实实，谨守病机，运用得当，则疗效可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