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疾病中伏邪思想临床应用
来源：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发布时间：2021-09-28浏览：
在临床中，很多疾病具有伏邪隐匿性、反复发作、缠绵难愈的致病特点，可以从伏邪理论进行论治。如一些潜伏期的感染性疾病，如乙肝病毒携带状态、艾滋病病毒携带；反复发作病史缠绵、与免疫相关的一些疾病如过敏性鼻炎、哮喘、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慢性肾小球肾炎、肿瘤等疾病。下面就对几种疾病进行详细论述。
1．伏邪理论在强直性脊柱炎治疗中的应用 强直性脊柱炎（AS）属中医学“大偻”“肾痹”“骨痹”“痹证”等范畴。《素问·生气通天论篇》曰：“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开阖不得，寒气从之，乃生大偻。”强直性脊柱炎起病隐匿、反复发作、迁延难愈，符合伏邪致病的特点，其病因病机中肾精不足，伏邪内藏为起病关键，肾精不足为根本，本病伏邪主要为风、寒、湿、瘀、毒等，蕴结关节经络致病。《素问·六节藏象论篇》曰：“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其华在发，其充在骨……”骨的生长发育依赖于肾精的滋养，肾精充足，则骨骼发育正常，坚固有力；若肾精不足，则骨骼酸软无力。患者起居不调，饮食不当或情志失常，导致机体阴阳失调，风寒湿之邪久蕴不去，成为伏邪，新感引触易合而为病。外感寒湿之邪，寒性凝滞，湿性重浊，易凝瘀结痰，导致脊柱关节疼痛、僵硬、变形强直。强直性脊柱炎患者素体亏虚，或经久不愈，血脉不充，气机阻滞，滞留成瘀；或寒湿不去，凝结成痰；或虚火灼津，炼液成痰。本病中痰、瘀既是病理产物，又是新的致病因素，即内生伏邪，留伏于骨肉、关节。伏痰阻络则肢节肿胀、麻木；伏瘀痹阻则关节疼痛剧烈、屈伸不利，甚至变形。痰瘀易于胶着，可郁而化火，化燥伤阴，进一步加重病情进展。素体伏邪内藏，常因外感新邪，正邪相争，发为本病。
在治疗上，早诊断、早治疗成为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首要任务，这与“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思想不谋而合。治疗本病首先注重补肾透邪，寒热并重，阴阳同调，补肝肾、强筋骨为主，常用药可选熟地黄、杜仲、续断、烫狗脊、骨碎补、桑寄生等补肾填精，但不可一味补益，容易导致外邪伏匿，加重病情。在补肾的同时注重透邪，注重阴阳、寒热同调，以祛邪通络。常用羌活、独活、青风藤、海风藤、秦艽、麻黄等祛风通络；土茯苓、生薏苡仁、牡丹皮、络石藤等清热通络；祛风同时注重配伍利湿，可加薏苡仁、茯苓、苍术、泽兰淡渗利湿；正所谓“阳气不得开阖，寒气从之”，酌情配合淫羊藿、巴戟天等温肾助阳，迅速祛邪缓解病情。其次应及时消除病理因素，瘀血、痰浊一直被认为是本病的重要病理因素，贯穿于疾病的始终。强直性脊柱炎主要表现为脊柱、关节的疼痛、僵硬，是由于气血失和，痰瘀痹阻，不通则痛。“百病多因痰作祟”，外感寒湿之邪或内伤七情，皆可内生痰湿，痰可随气机升降，外达脊柱关节，内至脏腑深处，治疗可选苍术、半夏、白芥子等燥湿化痰。痰为阴邪，最易阻滞气机，日久成瘀，痹阻脉络，治疗时可加当归、川芎、赤芍、桃仁、红花等补血活血通络；酌情配伍虫类药物如白僵蚕、土鳖虫、全蝎等其性善走窜，能破血逐瘀。本病患者长期应用非甾体抗炎药和糖皮质激素等，易损伤脾胃，脾胃虚弱则气血生化乏源，因此治疗上注意调和气血，顾护脾胃，可适当加入补气健脾、和胃调中之品，如白术、茯苓、陈皮、太子参、黄芪、甘草等，同时注意调理气机，可加用柴胡、木香、青皮等药物。
笔者研究生期间师从于宋绍亮教授，宋教授认为脏腑蕴毒、邪毒内伏为本病发生的内在原因，感受风寒湿邪是形成本病的外在条件，湿热毒邪痹阻经络，流注骨节是AS活动期的主要病机。根据活动期AS的内在原因和主要病机，以清解伏毒、透热达邪为是治疗活动期AS的关键，治疗上以清热解毒、利湿活血为主的治疗大法。这样，清热可绝之根源，解毒可使邪出有路，利湿可搜剔湿热之蕴毒，活血可以散毒通脉，化痰可化解骨节之痰浊，养阴益气可邪去正复，从而达到热清、湿祛、毒解、脉通之目的。
2．伏邪理论在系统性红斑狼疮治疗中的应用 系统性红斑狼疮是以血清中出现多种自身抗体、免疫复合物沉积和多系统受累为主要临床特征的结缔组织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病机为肾阴亏虚、外感等邪气趁虚致病，正气不足，祛邪无力，邪气久蕴，化为热毒、血瘀、痰浊等内伏邪气，从而累及皮肤、筋脉、关节、脏腑而发病。邪伏日久，正气愈虚，无力驱邪，缠绵日久，致疾病迁延难愈，不断进展。
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病发特点符合伏邪致病学说。首先，伏邪致病，隐匿、逾时而发、缠绵难愈，早期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多无明显症状或症状轻微，具有隐蔽性，此时伏邪伏于体内，隐而不发，故未见典型临床症状。邪伏时久，正气渐亏，则正不胜邪，则出现各种临床症状如高热、红斑、关节疼痛等。其次，邪伏多处，外可留止于皮肤、血肉、筋骨，内可传变至脏腑，致病广泛。伏邪这一特性体现在系统性红斑狼疮临床表现的多样性，可累及多个器官。再次，伏邪性热，伤阴阻络，邪气伏匿于里而不发于表，则必有郁，郁久必化热，因此最初伏邪的性质可能不同，但是在发病日久常表现为热性，可以解释系统性红斑狼疮急性期多表现出发热、烦渴、局部红斑热痛等热象。系统性红斑狼疮后期，可见胸胁刺痛，烦热失眠，口干咽燥，舌质紫黯，脉弦细等阴虚血瘀之象，因邪伏于内，化热伤津耗液，日久阴液不足，血脉失于濡润，导致血瘀。最后，系统性红斑狼疮病程迁延，累积多系统，反复发作，因伏邪致病反复发作，遗邪留伏亦是导致疾病反复发作的重要原因。
用伏邪致病理论指导系统性红斑狼疮的临床治疗，“伏邪”隐匿期宜未病先防，针对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需加强宣教，运用中医 “治未病”思想防治系统性红斑狼疮，尽量避免接触诱发内伏的“邪气”，如紫外线、化学试剂、病原微生物、部分食物及可能诱发狼疮的药物等。发作期治疗宜清透伏邪为主，佐以理气化瘀。根据伏邪留止部位，选用不同方药，邪附于肌肤黏膜，常用五味消毒饮合白虎汤加减，清热解毒，散结消肿；邪毒流注关节肌肉，治宜清热解毒、活血止痛，方用白虎汤合四妙勇安汤加减；邪伏于血脉，热入营血，治宜清热解毒、凉血活血，方以清营汤合犀角地黄汤为主，合五味消毒饮等加减，也可选用清瘟败毒饮加味。邪伏阴分，耗伤阴液，故清热养阴，透邪外出，透邪可以存阴，滋阴有助于透邪，常用药物有鳖甲、当归、升麻、生地黄、青蒿等。因本病患病日久，易出现阴血血瘀之证，应注重活血化瘀，并可酌情加用全蝎、蜈蚣等搜剔通络之品。缓解期应邪正两顾，祛邪扶正相兼。
3．伏邪理论在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中的应用 慢性肾小球肾炎属于中医“肾风”“血尿”“腰痛”“水肿”“虚劳”等范畴，具有容易复发、迁延不愈等特点。具有迁延不愈、反复发作、由外因诱发，影响多脏等特点，属于自身免疫病，用伏邪致病理论去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能够取得很明显的疗效。
慢性肾小球肾炎本虚在肾，正气不足，无力驱邪外出，机体正气不足是邪气潜伏的内在因素，而感受外邪与否是伏邪发病的重要条件。《灵枢·邪客》曰：“卫气处于下焦，常从足少阴之分，间行于脏腑者是也”，卫气是机体防御外邪的重要屏障，而卫气之根在肾，表明肾气充足则卫气固密，外邪不侵。慢性肾小球肾炎患者素体肾气亏虚，易感受外邪，致邪伏体内，伺机而发。先天不足、后天失养、年老体弱、久病及肾、饮食失调、外感六淫等均是诱发或加重慢性肾炎的诱因。
现代医家基于伏邪理论，从伏邪论治慢性肾小球肾炎、肾病综合征，均取得较好临床效果。运用伏邪理论指导中医临床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治疗上从脾肾入手，注意培补脾肾精气，整个病程中以虚证为主，故以补虚为主，祛邪为辅，扶正以祛除伏邪，即“正胜则邪退”。健脾补肾是治疗慢性肾炎的关键，通过后天调补滋养先天，以补其虚脏。因慢性肾炎反复发作，不易根治，缘由素体亏虚，湿热、痰浊、瘀血等蓄积体内酿而成毒，深伏于体内，因此治疗在于补虚托毒。托法的应用主要将伏邪由内向外、由表出里发出来。因此治疗上以补虚为主，急性加重期则宜采用清热解毒凉血为主，同时注意加用活血化瘀等药物，临床上常采用连翘、土茯苓、金银花、穿山龙、鹿衔草等清热解毒；牡丹皮、赤芍、丹参等凉血化瘀。根据慢性肾炎的病机特点，在临床上常用经验方芪鹿青龙汤，以黄芪、鹿衔草、青风藤、穿山龙为主药，具有补肾活血、利湿泄浊，能有效降低蛋白尿，具有显著效果。该方应用鹿衔草甘温补肾，配合黄芪，既能补肾强筋通络、益气补肺，减少蛋白尿，也能减轻水肿；鹿衔草与穿山龙相配伍，补肾与活血相配合，一补一活，一静一动，补泻兼施；鹿衔草祛湿解毒、青风藤祛风通络，同时两者均具有免疫抑制作用，能有效减少蛋白尿；鹿衔草配伍石韦、猫爪草，能加强利湿通淋之功；再配以收敛固涩药物如金樱子、芡实、桑螵蛸等，具有明显减少蛋白尿作用。
4．伏邪理论 在过敏性鼻炎治疗中的应用 过敏性鼻炎属中医学“鼻鼽”范畴，临床上以鼻痒、鼻塞、喷嚏、流涕为主要症状。本病与“伏邪”蛰伏、缠绵不愈、反复发作的致病特点一致。过敏性鼻炎的发生多因禀赋不足，邪毒内伏，又外感风、寒、湿等邪气，引动体内伏邪，外邪与内邪相合，正邪相争，损及鼻窍，出现鼻痒、喷嚏等症状。而本病的发生与个体体质、季节、气候、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本疾具有应季而发、过季即缓的特点，呈季节性或常年性发作，缠绵难愈。
在过敏性鼻炎的治疗中，根据伏邪致病的治疗原则，应扶正与祛邪并重，除清热解毒、疏风散邪外，注重补虚扶正。至虚之处乃是容邪之所，正气不足既是邪伏于内的根本原因，又是伏邪致病的必要条件，故历代医家认为肾虚、脾虚、肺虚、气虚、阳虚是过敏性鼻炎发病的根本原因。虚者补之，因此，扶助正气、补益肺脾肾是治疗过敏性鼻炎的重要方面之一，也是预防复发的有效措施。在预防过敏性鼻炎发作的方面，应用中医“治未病”的学术思想，应尽量避免接触过敏源和加强体育锻炼增强身体素质等，以达到“未病先防”目的。在治疗过敏性鼻炎时注重温补肾阳，实卫固表，调理肝胆，注重温热药物的应用，常用方剂为玉屏风散、柴胡桂枝汤、麻黄附子细辛汤、川芎茶调散、小柴胡汤、小青龙汤等。
5．伏邪理论在慢性阻塞性肺病治疗中的应用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以持续性气流受限和呼吸系统症状为特征，临床常以咳嗽、咳痰、呼吸困难为主要症状，是一种常见慢性疾病。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在中医属于“肺胀”范畴，《金匮要略》曰：“咳而上气，此为肺胀，其人喘，目如脱状”。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一般病程较长，常反复加重，缠绵难愈，符合伏邪致病理论。本病属本虚标实，多因久病肺虚，正虚邪恋，痰瘀饮潴留，每因复感外邪诱使本病发作加剧，其发病机制为正气虚损，遗邪内伏，伏邪留于肺，加重了本虚标实的恶性循环，是联系于两者之间的重要病理环节。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患者呼吸道中细菌、吸烟、粉尘、雾霾等有形外邪，自口鼻而入，积于肺络，久滞不去，脏腑功能失调，进而产生痰浊、瘀血、气火等内生邪气，在外邪引动内邪而为病。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疾病，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人体免疫力低下的情况下伏邪发病。在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治疗过程中细菌感染多出现热盛证候，且大部分患者年龄较大，基础疾病多，临床上反复使用大量广谱抗生素，或使用中药清热解毒之剂，冰伏邪气；或症状能得以暂时缓解，但正气不足，不能完全驱邪外出，余邪伏于膜原、肌腠或脏腑等部位，反复发作。
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在临床中分为稳定期和急性加重期，在中医治疗中强调“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在急性期，由外邪诱发，多为风、寒等邪，与内伏邪气之痰浊、瘀血、水饮等相和而致病，故急性期治法重在祛邪透邪。解表散邪以治表，祛邪而出以治里，治法常以化痰泄浊、活血化瘀、祛风通络、温阳化饮为主。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急性期在治疗上要除邪务尽，给邪气以出路。在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的稳定期，邪伏于里，从气、血、阴、阳等诸多方面伤及人体，病程日久，久病多虚多瘀，故稳定期宜既病防变，亦应当引重视，给予治疗，预防减少急性发作。在稳定期应当注重扶正益气，从肺脾肾三脏论治，宜补肺健脾益肾，兼以化痰透邪，病程后期，久病及心，肺心同病，心肺同治，补益心肺，扶正以祛邪，在整个治疗过程中，离不开祛邪药物的应用，给邪气以出路，预防急性加重，改善预后。同时在疾病的整个过程中应当注意避免诱因，如戒烟、远离大气污染、职业环境等，调畅情志等，既病防变，提高生活质量。
6．伏邪理论在慢性乙肝治疗中的应用 慢性乙肝是我国常见的传染病，其病邪潜伏、逾期而发，起病隐匿，暗耗正气，病情缠绵，迁延不愈，长期预后欠佳，符合伏邪致病特点。在治疗上，当以扶正祛邪为治疗原则，正如《温热逢源》云：“病症纷繁，治难缕述，而总以祛邪扶正为提纲”。慢性乙型肝炎当属于祖国医学“胁痛”“肝着”“黄疸”“湿阻”等范畴，亦可属于“瘟疫”范畴，其病机为瘟疫秽浊盘踞膜原，正邪交争，结成“巢穴”，伺机而作。慢性乙型肝炎为湿热疫毒之邪，郁伏于内，内因为人体正气不足、脏腑功能失调，出现肝郁脾虚、肝肾阴虚、脾肾阳虚等病机，涉及脏腑以肝、脾、肾三脏为主，同时胆、胃、三焦等腑亦受累。本病属本虚标实，虚实夹杂。慢性乙型肝炎的病机符合“伏邪”学说。
慢性乙肝之所以迁延不愈，主要原因为毒邪的内伏及正气不足以抵御病邪。因此慢性乙肝的治疗主要是扶正透邪为主，扶正从脾、肾、肝三脏论治，“脾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健运，正气充足，则疫毒之邪难以侵袭，侵袭之后亦难伏留。脾为后天之本，人体的正气又离不开后天滋养，若脾脏受损则易影响正气强弱，进而肝脏及他脏均受累及，故在治疗上需注重肝脾同治。用药须时时顾护脾胃，不可过用苦寒伤脾败胃之品。其次，肝肾密切相关，“肾为先天之本”“肝肾同源”，《脉经》云：“肝病传脾，脾当传肾。”肝病日久必累及肾脏，故亦应肝肾同治，补肾需辨阴阳，补肾阴常用生地黄、枸杞、女贞子等药物；温补肾阳常用淫羊藿、菟丝子、仙茅等药物，但病久阴损及阳、阳损及阴。再者，“肝体阴而用阳”“留有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因此临床应注重顾护肝阴，《温热逢源》：“治伏气温病当步步顾其阴液。”慢性乙型肝炎病伏邪属于湿热疫毒，具有蕴久伤阴的特性，须适当加用养阴之品，常用生地、玄参、沙参、麦冬、枸杞、旱莲草、女贞子、酸枣仁等。慢性乙肝的治疗中，毒邪伏留于肝，祛邪需用透达之法，以使伏藏于体内的湿热疫毒外透，驱邪外出。《临证指南医案》云：“凡属有病，必有留邪，须放出路，方不成痼疾。”《素问·藏气法时论》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因此肝病用药宜轻、宜透，药量不易大，宜选入肝胆经者，升发少阳本气，疏肝解郁，透邪外出。柴胡和白芍是常用药对，一辛一酸，一气一血，一散一敛，两者配伍疏肝不致耗散，柔肝不致敛滞，临床调理肝体肝用，收效甚好。此外，伏邪日久易致瘀血内生，阻滞脉络，故治疗上需适当运用活血化瘀之品。
7．伏邪理论 在肿瘤疾病治疗中的应用 恶性肿瘤疾病种类较多，在古代并无具体病名，但很多古籍中可见其踪迹。汉代医家华佗著《中藏经》认为肿瘤是由脏腑“蓄毒”所生，“非独营卫壅塞”所致；《灵枢·刺节真邪》载：“昔瘤……已有所结，气归之，津液留之，邪气中之，凝结日以易甚，连以聚居”；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载：“恶核者……风邪挟毒所成”；宋代《圣济总录》说：“瘤之为义，留滞而不去也，气血流行不失其常，则形体和平，无或余赘，及郁结壅塞，则乘虚投隙，瘤所以生”。腹部的实体肿瘤属中医“积聚”范畴，历代典籍皆有相关记载。《丹溪心法要诀》中描述“积者有形之邪，或食、或痰、或血，积滞成块”，提示积聚是有形实邪所致以局部肿块为其主要临床表现的疾病。《诸病源候论·积聚病诸候》中记载：“诸脏受邪，初未能为积聚，留滞不去，乃成积聚。”提出了积聚具有慢性起病，病程长的特点，与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相吻合。《灵枢·百病始生第六十六》曰：“壮人无积，虚则有之。”则提示其发生乃因虚致实的病机。从伏邪致病理论来看，无论实体肿瘤还是血液系统肿瘤，其发病及进展、复发、转移过程均符合伏邪致病理论。
（1）对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规律的认识：恶性肿瘤发生发展包括复发、转移的规律与伏邪致病是一致的，其具有隐匿性、病情迁延的特点；患者正气不足，虚处受邪，伏邪伤正；易致痰浊、血瘀、挟湿、化饮；易日久化热；其性善行、易于流散；伤阳耗阴、损伤气血，致体枯极。伏邪致病在于正虚邪盛、邪伏于内，“毒自内生，深伏血道，内藏脏腑，流注全身，伺机为患，正盛则伏而不发，正虚则出而为病”。已经有学者提出，免疫功能系统和中医讲的“正气”有很强的一致性。恶性肿瘤病机主要为“虚、毒、痰、瘀”四种，四者之间常相互夹杂、相兼为患，而虚是根本。
肿瘤早期也就是伏邪发病初期，具有隐匿性，常常无任何症状，或仅有轻微症状，易被忽视。其发病是具有一定时间累积的过程，与中医伏邪理论中邪伏于内、隐而不发是一致的。一般情况下，恶性肿瘤的演变需要一个潜伏过程。即使早期亦有出现轻微症状，一般经对症治疗后症状缓解，邪气沉伏于里，伺机发病。此外，一些恶性肿瘤虽经手术切除或经放化疗后，虽被清除，未能除尽病根，遗邪内伏，经过一段时间后，最终复发。
《素问·评热病论》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灵枢·口问》云：“故邪之所在，皆为不足”。恶性肿瘤的发生是正虚邪实的结果，正虚是根本，是邪伏的基础，正虚的程度和外感邪气之强弱决定藏邪与否。《时病论》所谓：“壮者邪不能居”。《医宗金鉴·积聚篇》所说：“积之成也，正气不足，而后邪气居之”。机体正气不足，邪气乘虚而入，正虚无力，难以祛邪外出，邪气伏留，日久化生伏邪。伏邪潜留，正气必攻，正邪相争，此时机体为正气不足之态，正气消耗，正邪交据日久，正气日渐亏虚，邪气愈盛，从而发病。
清代王燕昌《王氏医存》云：“伏匿诸病……瘀血、结痰……蓄水……皆有之”。伏邪日久，极易变生他症，日久入络，影响水液输布，水饮内停，聚而成湿，酿成痰浊，痰浊伏于血脉，阻碍气机，气滞则血瘀，痰瘀互结，毒邪内生。伏邪内蕴，阻滞三焦气化升降，三焦水道不利，引起水液代谢的失常，水液输布与排泄障碍，产生痰饮、水肿等病变。而痰浊、血瘀、癌毒、湿邪、水饮相互胶着，形成肿块，发为肿瘤，有形实邪的肿瘤形成后会进一步影响机体气血水的运行，加重痰、瘀、湿、饮，形成恶性循环，因此在临床上肿瘤的症状多样、复杂。
癌性发热在癌症患者十分多见，是指在排除感染、抗生素治疗无效及其他引起发热疾病的情况下出现的直接与癌症有关的非感染性发热，及患者在肿瘤发展过程中因治疗而引起的发热。晋代王叔和《伤寒序例》云：“伏邪郁久而后发，发即大热、大渴”，癌性发热即伏邪日久化热的临床表现，伏邪内生，加之素体虚弱，伏邪日久耗伤阴精，阴不制阳，火热内生，故而发热。
恶性肿瘤转移，为伏邪已发，四处流窜，浸润周身脏腑、经络、肌表。张锡纯言伏邪：“窜入胸中空旷之府”“伏气窜入阳明，兼入少阴”“伏气化热窜入太阴”“伏气下陷于奇经诸脉中”“邪伏膈膜之下，久而入胃”等。在恶性肿瘤上则表现为肿瘤的复发与转移，如肺癌、胃癌、食管癌，可转移到脑、骨、肝、肺、腹腔等部位，更体现了其善行、易于流散的特性。伏邪日久，耗伤真气，脏腑衰惫，阴阳俱衰，导致生命垂危之象。这与肿瘤恶病质表现是一致的。肿瘤为消耗性疾病，随着病情的进展，营养不良、厌食、乏力等消耗和脏器功能损害，最终走向生命的终结。
（2）治疗恶性肿瘤的经验：临床上可应用伏邪理论来指导恶性肿瘤的治疗。首先扶正是根本。扶正，即扶持、帮助恢复病人正气，即恢复、提高人体自身的免疫力或抗病能力。免疫功能缺陷或降低有利于肿瘤复发或转移，同时癌症形成后病人的免疫功能会进一步受到抑制，癌症病人的免疫功能的好坏与预后息息相关。中医药可以提高免疫功能，防止和降低肿瘤转移和复发，因此在肿瘤疾病的治疗中各阶段都要注意扶正。
早期或中期癌症病人，未出现转移或已转移但仍有手术、放化疗指征者，一般属于“邪实正虚不甚”，经过各种治疗手段消瘤或减瘤后，患者邪实已去，正气受损，免疫力降低。这种免疫力降低十分常见，患者常会出现术后或放化疗后身体虚弱、乏力、胃肠反应、骨髓抑制等一系列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固护脾胃、调养气血为主，脾为后天，肾为先天，脾非先天之气不能化，肾非后天之气不能生，注重养护脾胃，以后天养先天。在此时期应用中医药进行干预，一方面可以改善症状，扶正以祛邪，抑制肿瘤，稳定病情；一方面可以达到放化疗减毒增效的作用。常用方剂四君子汤、八珍汤加减，放化疗后骨髓抑制白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等患者，常用八珍汤或十全大补汤加减；对于化疗后胃肠道反应，常用藿香正气散加减宣化湿浊、健脾和胃。根据伏邪理论，肿瘤稳定期是正气与邪气相抗争的过程中达到的一种暂时平衡状态，正气无力驱邪外出，邪气内伏，隐而不发，或正邪交争的程度较低，未出现临床症状，但随着疾病的进展，正气愈虚或者邪气积聚，正不胜邪时，则疾病就会爆发。因此对于肿瘤患者的正气固护十分重要。“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扶正就是对机体的一种保护，亦是祛邪的根本，只有正气充盛，才能够在正邪相争的时候，促使正气战胜邪气，以防肿瘤转移或复发。晚期癌症的治疗亦应扶正培本，脾肾兼顾，此期病人，肿瘤多已出现远处转移，邪毒弥漫，正气虚衰，如果攻伐太过，会使正气更加虚衰，反而会加速病情恶化，在扶正培本的基础上，寓攻于补，常能减轻症状，维持生机，使病人长期“带瘤生存”。临床常用扶正药物有：黄芪、太子参、人参、党参、女贞子、灵芝、五味子、枸杞子、茯苓、仙灵脾、山萸肉、山药、猴头粉等，多为补气药或助阳药，具有促进机体免疫功能的提高，激活免疫细胞活性的功能。
在恶性肿瘤的治疗中祛邪是关键。祛邪和扶正始终贯穿在恶性肿瘤治疗的整个过程中，祛邪治以理气行气、活血化瘀、化痰祛湿、软坚散结、清热解毒、以毒攻毒等。根据伏邪致病理论，祛邪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伏邪的形成多由于外感或七情内伤、饮食失调甚至接触毒物等原因。《瘟疫论》云：“所谓温疫之邪，伏于膜原，如鸟栖巢，如兽藏穴，营卫所不关，药石所不及。至其发也，邪毒渐张，内侵于腑，外淫于经”。临证中痰、瘀、毒是肿瘤的致病因子。在肿瘤治疗的过程中因势利导袪邪，做到痰、瘀、毒并治。祛邪外出，肯定要给邪以出路，叶天士善用分消走泻之法，用辛开苦泄之品，开上，畅中，渗（导）下，从三焦分治，恶性肿瘤治疗也是如此。在临床中常根据肿瘤部位的不同及伏邪所在病所，选择相应归经药物或引经药，如在治疗肺癌时，如伴肺部感染，则选桂枝加厚朴杏子汤，加鱼腥草、枇杷叶、金荞麦等。伴胸腔积液加龙葵、川椒目、猪苓、泽泻；如伴有肺阴不足可合用沙参麦冬汤；伴有肾虚不纳气喘者合用肾气丸，加用山茱萸、菟丝子、紫苏子等。如脑转移瘤、脑水肿患者，常加路路通、王不留行，两者通行十二经络，上能开窍通脑，下能通经利水，皆能使湿毒无所留滞，既能通脑开窍，又有利水消肿之功。恶性肿瘤病机复杂，多伴有痰瘀、湿浊、瘀血和经络不通，虫类药物对散结、化瘀、行气、通络止痛具有极好的治疗作用。在临床中用虫类药物治疗癌性疼痛常有奇效，全蝎、蜈蚣、僵蚕、蜂房、土鳖虫、蟾皮、三棱、莪术等药相互配伍使用，对于肿瘤晚期有较好的疗效，但在应用时要注意药物毒性，掌握有效剂量，减少药物毒性反应，但始终要抓住扶正这个根本，标本兼治，先扶正培本，后攻邪，或在扶正培本的基础上，并用以毒攻毒药物。
